“辟杨墨”是孟子一生中的大举措,其根源主要在于“儒墨之是非”,而儒墨之“是非”又源于墨子对儒家的批评。从墨子“学儒者之业”到其另创墨家学派,其动力主要源于“仁爱”与“兼爱”的分歧;由“兼爱”而“天志”,又由“天志”而“法仪”而“节用”、“节葬”以至于“明鬼”,表现了墨家与儒家的全面对立。孟子“辟杨墨”就发生在这一背景下,但从“规矩”、“贵义”一直到“天志”,却处处都体现着孟子对墨家思想的继承与吸取;而孟子之所以不同于墨家,主要又在于其相互绝对意识与超越精神两种不同的思想谱系。在这一基础上,所谓“辟杨墨”实际上也就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并从更为现实的立场以及人之更为深远的关怀出发,对杨墨两家的一种双向继承、双向批判与双向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