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现代性:“民族形式”论争中延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呈现

延安时期文艺上“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在相当程度上因应了民族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故而是民族主义话语在文学理论与批评上的一种显明表达或呈现。“民族形式”这种有待创造的新形式是一种既有民族性又含现代性的现代形式,民族—现代性乃是其特有的现代性内涵。置身于“民族形式”论争中的周扬、何其芳等人,在文艺实践上坚持了一种艺术形态的二元论观念,但在最终的价值取向上又分明指向了文学的民族—现代性。无论是地方形式、民间形式,还是传统的民族形式,只有在民族—现代性的统摄下才能显示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并且只有如此,才能转化为新的“民族形式”并成为其内在构成的有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