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伦理学的身体性

滥觞于周礼的原初意义上的中国古代伦理学,既与西方传统的唯识主义的伦理学不同,又与那些晚出的业已理学化和心学化的中国伦理学相异,其乃为一种根于身体、从身体推衍出社会人伦的伦理学理论。这种伦理学的身体性不仅表现为其通过一种反求诸身的现象学还原的方式把身体视为社会伦理的基础,不仅表现为其通过一种身体发生学的追溯把对话主义的“夫妇伦理”视为人类伦理的原型,而且还表现在其通过以行训身而对一种躬行主义的伦理的高度推崇。无疑,这一中国古代伦理学中的身体性的揭示,无论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人类伦理学来说都具有非凡的意义:一方面,它是对中国古代伦理学真实内涵的一种真正的正本清源;另一方面,它也代表对远离生命之根的、日益独白化的和业已流于唯心主义的现代主义的伦理理念的最早的纠偏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