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当下的生存经验与西方概念之间有着怎样一种关联,这种关联对中国人的当下生存又有着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能否反过来要求改变西方概念的文化基因,从而开拓一条东西方共有同享的思想道路,诸如此类的问题总是或隐或显地困挠着中国学界。2004年7月至2005年7月,应位于厄巴纳-香槟的伊利诺伊大学东亚与太平洋研究中心的邀请,十余位中国学者作为弗里曼基金研究员赴美访学,在OrchardDowns(果园)比邻而居,畅谈甚欢,于是便有了一系列的“果园对话”。这里刊登的是对话的部分成果。王金林从哲学、社会学的视域再现了对话的部分场景。张箭飞具体介绍了文化理论在西方的死亡缘由,虽对国内的文化研究引而不发,警示却不言自明。吴征宇从理论研究的中国特色、经典方法与科学方法的相互关系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前景。三篇文章文体不同,论域不同,但在深层次上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形成一种有趣的互文效应,当对国内人文社会学科研究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