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揭示了美国在“9·11”之后作为“新帝国”在一系列问题上所面临的文化矛盾 :其帝国地位与其基本的民主价值观之间的矛盾 ;美国重新审视其社会的开放性 ,而实行一个较为强硬的移民政策 ,这对美国社会的根本特点———移民性———构成威胁 ;总统权力扩大 ,行政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制衡受到了挑战 ;在理念上 ,美国政府可以反恐的名义而限制公民自由 ,可以说限制了美国价值中的核心部分 ;国际恐怖主义所宣称的宗教性 ,以及美国文化内部的宗教冲动 ,使美国处于十分尴尬的文化困境。本文指出 ,美国所面临的种种文化悖论从表面上看源于其反恐所采取的战略 ,即美国不是依靠现行的国际机制采取政治的手段 ,而是采取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的军事手段来对付国际恐怖主义 ,但其深层原因则是韦伯所谓的“攫取型道德”、天赋使命感 ,以及普世主义的美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