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奴隶制到民主制,从狩猎采集社会至信息网络社会,不同政治生态和地缘文化造就了纷繁多样的国家治理样态。然而,治理表征的差异性背后隐藏着治理逻辑的统一性。从亚欧大陆国家发展史来看,各国普遍在治理逻辑的发展演化中出现过两次大的转向。为了清晰描述这两次转向,需要跳出治理模式与社会形态的时间性局限,建构一个贯通的政治学模型。国家治理的第一次逻辑转向发生于疆域主义转向生产主义,第二次则是由生产主义转向制度主义。当前我们正处在由制度主义向行动主义转向的过程之中,国家实现善治的关键在于它能否足量输出温和而高效的治理行动,而不是在于它的立法数量或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