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国家与教会分离法案确定了国家的世俗性质,保障个人的良知自由。不过,法案也内含潜在的危机:良知自由与世俗国家之间的紧张。一方面,共和体制为良知自由转化为个人政治权利提供了合法途径,进而挑战国家权威。另一方面,个人与共和国之间的感情越来越疏远。涂尔干判断,危机根植于法国的政治传统,特别是"1789年原则"。不同于契约论和教权主义,涂尔干提出国家与祖国是政治社会的两个面向,个人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对应的两种伦理,符合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的特征。人格崇拜是国家和个人所共享的,国家是社会的大脑,拥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祖国是现存的最大的实体,爱国主义是集体意识,人们不能为了理念上的无形的祖国,而与同胞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