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在完成了内向型的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之后,符合产业资本扩张规律地推行了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由于后任政府继承的是直接获取农村剩余的政治经济制度,必然出现内涵于后来制度改革之中的"路径依赖",于是派生出以政府公司化为特色的政府市场经济。无论如何看待这种体制,人们都不得不正视,中国不像众多被迫或被诱推行了冷战遗留的西方体制的亚非拉国家那样落入贫困的陷阱和主权丧失的危机之中的事实。以个别发达地区为中心的思想理论界虽然立足于西方中心主义价值体系而内在地具有对垄断体制的批判性,但至今不能主导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根源在于对中国基本现实的误读。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的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如下基本事实:无论信奉任何"主义",居于任何类型的政府治理下,只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都会有调整带来的社会代价(或称"制度成本")。而广东在应对全球资本重新布局的挑战时得天独厚,"本地承担"的社会代价相对较低。其客观原因恰恰在于20多年来低收益的"吃租经济"特征,与低端制造业相伴随,没有给外来打工者以"本地待遇"。笔者认为,真正的创新在于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去意识形态化",实事求是地分析广东经济模式的形成与当前结构调整面临的问题,以期为广东发起的"第三次解放思想"提供必要的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