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到计划:人口生育和增长变迁——1950～2014年中国人口论纲要

作者分析了1950～2014年中国人口生育和流动政策的变化对人口生育模式和增长的影响,认为可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政策上是对物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逐步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集中的计划经济,而对人的再生产(即生育),决策权由家庭分散自由行使;二是改革开放到2014年的36年,物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而人的再生产(生育权)则收归国家,生育集中由计划管理,实行越来越严格的计划生育。改革开放前的30年,越是前中期,农村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比重很大,妇女受教育水平很低,生育孩子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由于户籍管理,特别是1958年实行的户籍管理规定,限制了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农村人口比重长期高于80%以上,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水平对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也未能发挥;而市场经济中微观家庭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等机制,形成制约生育意愿的作用,更是非常微弱。而这个时期,我们在人的再生产方面,却实行了放任的家庭分散决策和自由生育的体制,结果导致了人口的过快增长。改革开放后,显然我们没有考虑到受妇女教育水平提高、人口流动、农村人口比例的下降,特别是中国特有的大部分农村人口中青年出村进城,老年再从城镇回村的特殊流程,加上微观生育抚养子女的直接和机会成本,对人口生育和增长发生了强烈的约束和抑制;而在经济体制越来越向市场调节迈进时,我们却实行了越来越严厉的人口再生产的计划管理,人口流动也没有逐步地彻底放开。其后果是,导致了对人口生育、增长和流动的政府和市场双重调节,与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只实行了指导性计划生育、主要由市场机制调节人口再生产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计划生育"人口坑"。人口的提前低增长和老化,导致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时间比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短了10～15年时间,经济呈现为未富先老,未强先衰;而人口城市化则呈现为农村人口中青年出村进城,老年出城回农村,既强烈地约束了生育意愿,又对经济增长形成下行压力。这尤其对中国今天和未来国民经济产生了深刻和严重的影响,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将在另外的文章中继续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