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什么繁荣？——国民财富的起源与“空想市场主义”的终结

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论"认为,这是因为西方拥有古希腊民主自由的文化传统和基于其上的、西方独有的严格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保护、契约精神与法律制度;然而这与历史事实截然不符——欧洲这两场"革命"都是战争和国家间生存竞争的产物。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全部工商文明史,是一部以高度组织起来的民族国家为单位、以重商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以利润竞争和市场扩张为目的、以"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为动力的"丛林竞争"史。欧洲现代社会中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不过是欧洲数百年血腥的原始工业化积累完成之后,又经过百年殖民掠夺下的工业革命洗礼,尤其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自身尖锐阶级矛盾调和的产物;是被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所催生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倒逼的结果,而绝不是西方列强当年崛起的原因和前提。欧美工业国集团在完成各自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后,又继续利用新的更加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前所未有的生产技术、军工武器、知识专利、新闻媒体与对"普世价值"阐释权的肆意垄断,继续操控全世界商业、工业、军事、政治及意识形态数百年。然而,当21世纪的全球生产力中心和产业链从欧美转移回亚洲后,随着经济基础的瓦解,披着"普世价值"皇帝新衣的西方文明时代和"新自由主义"与"空想市场主义"意识形态将会终结。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强大的"重商主义"国家机器和正确的产业政策,就不可能有安全、规范、统一的大市场与自我输血的产业升级能力,从而也就不可能有基于后发优势的爆发式经济增长和富有自己文化特色的工业革命。因此,以国家、国家能力、产业政策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仍然是欠发达国家进入工业文明的不二法门和政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