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的行为途径:通向一个“心理国家”?

20世纪70年代后,行为经济学迅速发展,提出了大量与理性决策模式相违背的认知和行为特点,如"双曲贴现"、"冷热情感鸿沟"、"乐观主义偏差"、"认知吝啬者"、"偏好逆转"和"安于现状偏差"等。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公共政策的调整范围,不仅有市场失败,还有"行为失败",需要政府以新的"家长主义"方式施以关爱之手,帮助他们做出正确决策。基于非对称家长主义和自由家长主义的政策设计,是目前行为经济学应用于政策实践领域的两种主流途径,其具体政策工具包括化繁为简、警示、默认、社会规范等。行为经济学已经在社会福利、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政策领域显露身手,形成了可以称为政策设计的"行为透视"途径,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被广泛实践,建设"心理国家"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之后的新一波改革浪潮。公共决策寻求行为经济学、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的支持,是政策科学中的社会性回归和"人"的回归。在我国,结合国情和意识形态基础,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为透视"与"心理国家"模式,具有现实上的需要,值得学界进一步思考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