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从其定义特点上应该是一种规范模式。尽管中国的现状尚不能给在危机和人类自然环境的毁灭中不断丧失合法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带来真正挑战,但中国模式还是被期望成为一种社会主义的选择。在中国,三个连续的运动历史性地为这一模式的形成作好了准备:反殖民主义的国家解放与社会革命,反斯大林主义中央集权官僚模式的群众路线式的社会动员,以及反资本主义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市场探索。毛泽东时代和改革时期共同得到的一个基本历史经验就是,如何在不失去人民和人民利益的同时将权力集中于政府和政策决策。因此,中国模式将成为一个与过去决裂的革命的代表:一个高度自主并且民主的发展型国家;一个由需求而非利润驱动并因此远离依附与发展主义、地方自决与国家协调相统一的政治经济体;一个由全面社会保障与社会自我管理所支撑的参与型社会。这一模式的理论前提之一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并非是普世的,而是具有特异性。然而,中国模式并不是一个与西方相对的文化概念,而是一项在战胜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规则中具有国际意义的政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