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日本和西欧两条途径传入中国现代文学的心理学派文艺思想,本世纪二十年代被周作人、章士钊、潘光旦等人用于文艺批评;并因它与浪漫主义的密切关系,为郭沫若、成仿吾、许杰等创造社作家和与创造社气质相投的诸作家应用于理论与小说创作实践。但是随着“革命文学”的提倡,心理学派追求表现性意识的手法,一度为作家们所摒弃。三十年代,当作家们再次感到需要向西方文学借鉴表现技巧时,心理学派的心理分析手法又为《现代》的施蛰存等作家所应用。心理分析作为一种表现技巧,有可能用来丰富现实主义。但从鲁迅和其他一些作家的心理分析小说的创作及他们自己在创作实践中的亲身感受中,可以看出,这一方法难以反映二、三十年代中国风云变幻的社会政治风貌和残酷复杂的阶级关系,也不合乎中国民族传统的人情和审美观念,这才使心理分析在现代文学中经历了两起两落之后,暴露出它生命力的贫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