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

五四人说到“科学”何以更注意其“精神”和“方法”并具体化为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论 ?而在实践层面又为什么一度落实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和郭沫若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之上 ?这些与今日一般认知的“科学”概念有相当距离的现象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这既有中国学人对考据方法相对熟悉而能有所为这一技术层面的因素 ,也因国人隐显不一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起作用。没有科学的支撑 ,国学便上不了台面 ;没有“国故”这一多数中国学者耳熟能详的具体治学对象 ,以方法为依归的“科学”便不能落在实处。而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这种奇特结合与近代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一些特殊关怀又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