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朝鲜族流动人口社会适应研究

本文通过对朝鲜族人口国内外流动现状的分析和适应度的测量,探讨流动的特点、原因与社会影响,分析社会适应的策略与流动的个体化后果,最后讨论了朝鲜族的涵化。本文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介绍选题意义、参考文献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介绍朝鲜族的国内外流动现状、特点、原因与社会影响；第三部分介绍朝鲜族在国内外的社会适应现状,归纳出教育、社会关系网络、社会组织、宗教四种社会适应策略,并分析了流动的个体化后果,尤其是朝鲜族女性的个体化；第四部分介绍了留守学生的学习、生活、心理、人际交往与社会适应度,得出非留守好于单留守,单留守好于双留守的结论；第五部分讨论了朝鲜族的涵化与适应,并对文章做出相应的总结与提升。 朝鲜族历史上迫于生计,为免于饥饿、压迫、死亡,因饥荒、剥削、战争与被殖民,流落到中国东北。在改革开放和中韩建交之后,朝鲜族人口开始从东北三省流动到关内和国外。黑龙江和吉林是典型的流出地,山东、北京、天津、广东成为省外主要流入地,聚集了大量的韩资、日资企业,吸引了大量朝鲜族前往务工、经商、就业、就学。朝鲜族多从事第三产业,集中于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收入略高于当地平均水平。朝鲜族受教育程度非常高,女性受教育程度远远高于其他民族,她们走出家庭,进入职业领域,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在韩国就业的朝鲜族多进入小型韩国企业,工作不稳定、收入低、工作时间长,从事3D工作,生活状况堪忧,利用中韩劳动力价格和汇率差距,将部分收入积攒下来回到中国消费,多因在中国收入偏低且不稳定,为子女挣教育经费。学历低、年龄大的被访者倾向于跨国流动；工作稳定、收入稳定的被访者倾向于不流动；流动人口工作变动频繁。职业地位向上流动明显,教育是向上流动的助推器,底层向中层流动明显,流动带来“家的离散”。 海外流动原因主要是中韩工资差距造成的推拉效应,中介机构的推波助澜,韩国的双重劳动力市场结构,朝鲜族海外移民的累积因果效应以及建构的全球社会关系网络。从个体来讲,挣钱、供子女上学是最直接的推动因素,教育与消费是两大动力。国内流动主要是韩资企业入驻、韩国人朝鲜族社区形成,高学历朝鲜族利用民族与语言的优势在大中城市有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和较高收入,建构以民族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影响方面,汇款拉动消费和投资,农村开展农业集约化运营,观念更新和市场意识的增强,民族认同增强,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出现适应困境,家庭功能出现变迁,出生率下降,人口负增长,老龄化水平较高,农村婚姻挤压严重,民族教育出现危机。 朝鲜族流动人口总体社会适应良好,女性社会适应度优于男性；工作者社会适应度优于大学生；有海外流动经验的人社会适应度更高；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适应性增强；收入越高,社会适应度越高；流动性会增加社会适应的不确定性；汉语与朝鲜语说的越好,社会适应度越高；在流入地生活时间越长,社会适应度越高。朝鲜族流动群体主要面临工作和收入压力,收入较低、工作压力较大、竞争激烈。收入多寡与家庭关系影响其幸福感。认同方面,中国国家认同明显,朝鲜族民族认同明显,韩国跨文化认同明显。 中国朝鲜族留学生在国外半工半读,生活压力、学习压力、工作压力都很大,面临语言障碍、社交困难。 朝鲜族作为文化边缘群体,群内团结、群外排斥明显,适应策略上注重民族团结,生活聚居化、行业集群化,以血缘、地缘、业缘、族缘、教缘、朋辈群体为纽带,编织密集的社会关系网络,重视教育、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升,以宗教为纽带的社会团结,个体极具坚韧、独立、奋斗的精神品质,诸多因素结合构成朝鲜族社会适应的综合策略。 朝鲜族个体化明显,自由的流动、选择工作、消费,为自己负责,为自己而活、奋斗的个体。女性个体化程度更深,教育、流动与工作,改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她们更自主、更自由,与男性更平等,但承担的责任与遭受的苦难也更多,并导致两方面的后果：异族与跨国通婚增多,生育意愿下降、生育率降低、人口负增长。 朝鲜族学生留守比例非常高,双留守学生多于单留守学生。双留守学生在学习成绩、学习状态与社会适应度低于单留守学生,单留守学生低于非留守学生。留守状态主要影响学生对家庭、学校的兴趣,幸福感、学习的努力与勤奋程度、自信心、学习态度、学习主动性、不良性行为习惯、责任感、抗挫折能力、作息规律、情绪、胆量、早恋、诚实度、焦虑、人际敏感度。留守学生性格上缺乏自信、信任、安全感和乐观情绪,人际交往较为被动,主动求助意愿不强,与教师关系不紧密。同辈群体是重要的社会支持力量,建议父母一方留守一方流动。 最后,文章讨论了朝鲜族的涵化与适应,总结出文化边缘群体存续的三种策略：人口质量、人口数量、人口凝聚力的提升,需要通过教育、生育、社会关系网络、社会组织力、宗教等策略维系,朝鲜族在生育方面遇到问题,其他方面都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