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中益气汤的文献学研究

补中益气汤出自金代李东垣的《脾胃论》,是治疗脾胃气虚、清阳下陷的基础方,也是甘温除大热的代表方剂,被公认为当今十大名方之一。临床应用特别广泛,据统计几乎覆盖了内、外、妇、儿、皮肤、五官、男科等临床各科疾病共计107种。 笔者在研究李东垣原著的基础上,结合与补中益气汤相关的大量古今文献资料,主要就以下六个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补中益气汤配伍意义;功用、主治及临床应用;古代医家及医著对补中益气汤组方的影响;补中益气汤组方对后世的影响;“阴火”的探讨;对补中益气汤随证加减茯苓的探讨。其中着重对“阴火”,补中益气汤随证加减茯苓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1、补中益气汤配伍意义。用补气药与升提药相配,补气为主,升提为辅,补中寓升,即在甘温益气健脾药为主基础上,加少量风药升麻、柴胡,旨在助甘温药升阳举陷,并兼除湿;补益药中配伍少量理气行血的陈皮和当归,既可调气机升降,又可使全方补而不滞。 2、功用、主治及临床应用。补中益气汤原方的功用为补中升阳,主治为脾胃气虚、气虚下陷、气虚发热证。后世医家对其应用范围较原方有所扩展,但仍是以益气健脾,升阳举陷为功用,以脾胃气虚、气虚下陷为病机中心。现代临床上常用补中益气汤原方、补中益气汤加减方、补中益气汤与它方合方治疗各种疾病,多达一百多种。 3、古代医家及医著对补中益气汤组方的影响。补中益气汤组方立法源于《内经》,深受张元素“扶养胃气”,仲景的气血源于水谷、重视后天之本脾胃及用甘温补脾养胃药组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同时李东垣认为,脾胃为元气之源,而元气又是人身之本,脾胃伤则元气衰,元气衰则疾病生。他遵循《内经》“劳者温之”、“损者益之”,在组方时,更注重脾胃的升降机能,在以甘温益气健脾药为主基础上,还要再加少量升麻、柴胡以增强甘温药升阳举陷作用,兼能除湿。 4、补中益气汤组方对后世医家的影响。补中益气汤体现的内伤脾胃学说及脾胃升降理论开启温补学派、胃阴学说之源,后世的王好古、薛立斋、龚廷贤等医家对李东垣的脾胃学说都各有发挥,而且至今还有效地指导着临床研究和理法方药。可以说,补中益气汤奠定了中虚气陷证候治疗的基本大法和组方的基本形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临床指导意义。 5、“阴火”探讨。由于李东垣本人对“阴火”论述没有明确说法,笔者着重就这一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对于“阴火”后世医家主要有以下六种观点(1)血虚发热;(2)气虚中气下陷,伏留化火;(3)脾胃气虚,外邪入侵化热;(4)气虚湿阻,郁而化热;(5)虚阳外越;(6)气虚及阴,阴虚则生内热。笔者认为:所谓“阴火”是由饮食不节、劳逸过度、精神刺激三因素综合作用引起脾胃气虚导致的中焦失枢、升降失常和气火失调,从而产生的内伤发热,即“阴火”源于中焦,起于下焦,见于三焦,这也正印证了李东垣著作中所说“阴火”是肾火、肝火、脾火、胃火、心火和肺火。 6、补中益气汤与茯苓的两点探讨。就补中益气汤随证加减茯苓而言,常见临床医生在应用补中益气汤加味治疗疾病时,往往加上茯苓这味药,且用量较大,动辄15—30克,笔者认为补中益气汤以甘补立法,而淡渗下泄的茯苓易伤脾阳,所以其一用量不宜过大,正如李东垣所说“重竭其阳”。其二茯苓的应用与季节有关,由于四季各有其特点——春升、夏浮、秋降、冬藏,结合茯苓的特性,春夏不宜或者少用茯苓,秋冬则宜于使用。 综上所述,本文着重对“阴火”,补中益气汤随证加减茯苓两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和探讨,基本明确了“阴火”的内涵,解决了补中益气汤是否加茯苓的问题,对该方在理论和临床应用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