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和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的频频高发，使肝脏疾病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肝损伤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之一，急性肝损伤又是多种严重肝脏疾病发生、发展的始动环节和共同途径。因此，寻找早期、具有特异性的急性肝损伤指标是本课题的研究目标。本试验研究的GSTA1是Ⅱ相结合反应同功酶GST的一个亚型。在编码的二聚体蛋白时，是机体抗氧化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催化许多外源性化学物与GSH结合，促进其在细胞内降解清除，保护机体。明确GSTA1在急性肝损伤中的变化将成为肝损伤标记物的一个全新的阶段。本试验在急性肝损伤的动物模型和肝损伤标记物的研究的基础上，筛选化学性肝损伤的有效保肝药物，为药物性肝损伤和酒精性肝损伤保肝药物的筛选奠定了基础。
本试验选用雄性昆明小鼠为实验动物，研究四氯化碳（CCl4）所致急性化学性肝损伤、醋氨酚（APAP）所致小鼠急性药物性肝损伤、乙醇所致小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GSTA1与ALT在时间-效应和剂量-效应上的关系。在本实验室前期研究建立的三种急性肝损伤模型的基础上，选定时间-效应和剂量-效应点，通过对GSTA1含量变化和ALT活性变化，进行综合评价分析。GSTA1含量检测原理为ELISA法，采用小鼠GSTA1试剂盒进行；ALT活性检测是通过比色法，用谷丙转氨酶试剂盒进行检测。在此基础上通过三种药物的作用效果确定急性化学性肝损伤的保肝药物，以血清转氨酶（ALT、AST）、肝组织生化指标（SOD、MDA、GSH、GSH-Px）、GSTA1的活性和含量分析进行评价。筛选出的有效药物，以血清转氨酶（ALT、AST）、肝组织生化指标（SOD、MDA、GSH、GSH-Px）、GSTA1的活性和含量及肝脏病理组织学进行综合分析评价，确定最佳用药剂量。
研究结果表明：
1.化学性急性肝损伤：在时间-效应试验中，经CCl4口服处理6h，GSTA1含量变化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极显著（P<0.01）；经CCl4口服处理16h，ALT活性变化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P<0.05）；GSTA1含量变化和ALT活性变化在24h达到最大值，之后呈现下降趋势。在剂量-效应试验中，当CCl4浓度为0.125%时，GSTA1含量变化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极显著（P<0.01）；当浓度为0.3%时，ALT活性变化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极显著（P<0.01）。
2.药物性急性肝损伤：在时间-效应试验中，经APAP口服处理2h，GSTA1含量变化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极显著（P<0.01）；ALT活性变化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极显著（P<0.01）的时间点出现在经APAP口服处理8h；12hGSTA1与ALT的变化量都达到最大值，之后呈现下降趋势。在剂量-效应试验中，当APAP给药剂量为100mg·kg-1时，GSTA1含量变化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极显著（P<0.01）；当给药剂量为200mg·kg-1时，ALT活性变化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极显著（P<0.01）。
3.酒精性急性肝损伤，在时间-效应试验中，经酒精口服处理2h，GSTA1含量变化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极显著（P<0.01）；经酒精口服处理8h，GSTA1与ALT的变化量都达到最大值，之后GSTA1含量变化呈现下降趋势，ALT活性变化在12h又出现了一个峰值。在剂量-效应试验中，当酒精剂量为10mL·kg-1时，GSTA1含量变化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极显著（P<0.01）；当给酒精剂量为14mL·kg-1时，ALT活性变化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极显著（P <0.01）。
4.三种药物保护作用的试验中，通过血清转氨酶、肝组织生化指标及GSTA1的含量和活性进行分析。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差异极显著（P<0.01）说明模型建立成功；白芍总苷组和葡萄籽组差异极显著（P<0.01），表明两种药物不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而龙葵组差异不显著（P>0.05），且与阳性药物组相比无显著差异。因此在三种药物保护作用的试验中确定龙葵为最佳药物。
5.龙葵最佳剂量确定试验中，通过血清转氨酶、肝组织生化指标、GSTA1的含量和活性及病理切片进行分析。与对照组相比：龙葵中、低剂量组差异极显著（P<0.01）；而龙葵高剂量组差异不显著（P>0.05），且与阳性药物组相比无显著差异。因此确定了龙葵的最佳剂量为150mg·kg-1。
本试验说明了在急性肝损伤模型中，GSTA1的含量变化在肝损伤早期、低浓度时就可检测出来。作为肝损伤标记物，GSTA1比ALT更准确、敏感。因此，GSTA1可作为肝损伤的早期诊断指标。同时本试验筛选出了急性化学性肝损伤的有效药物龙葵并确定了最佳剂量，为其他两组急性模型的药物筛选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