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约束与中国居民消费行为分析

现阶段,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已发展成为共识。在过去30余年经济和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全社会总消费率与居民消费率却呈现出长期的下降趋势,而政府消费率的的变动相对稳定；可以认为,居民消费率下降直接拉低了全社会整体消费率,并导致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已经开始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同时,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仅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低于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发展中国家。针对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政府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但并没有顺利实现启动消费和扩大内需的目标,学术界也从不同侧面解释了中国居民消费不振的原因,但学者们并未就此形成一致意见。基于这些现实和理论背景,本文构建了一个尽可能将人口结构转变、收入分配、不确定性和消费习惯等因素纳入其中的流动性约束框架,试图从“流动性约束假说”视角就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作出一个更为全面的解释,进而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的建立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本文首先对国内外流动性约束与消费关系的理论文献以及经验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从而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其次,系统分析了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特征,并从收入状况、消费信贷、非正规金融、制度变迁、不确定性、人口特征、消费习惯和利息率8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的因素。接下来,在对Campbell与Mankiw流动性约束模型进行评价改进的基础上分别构建了农村居民流动性约束静态识别模型和动态识别模型,以及城镇居民流动性约束静态识别模型和动态识别模型；并在对农村和城镇居民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采取控制个体和时间效应的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FE-Ⅳ)对农村和城镇居民流动性约束模型进行了静态识别,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tem GMM)就农村和城镇居民流动性约束模型进行了动态识别。实证结果表明：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居民流动性约束,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但收入依旧是农村居民消费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当前农村居民不仅面临着传统的自然风险、家庭内部不确定性,还要应对各种随时可能发生的市场不确定性,以及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体制性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引致的预防性动机直接制约了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由于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一旦形成,便不易改变,从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直接阻碍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在传统的“零风险预期”的福利体制逐步瓦解,而健全、高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背景下,城镇居民教育、就业、医疗、住房和养老等体制改革导致的不确定性使城镇居民面临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各阶层农村居民收入的敏感性系数呈现“倒U型”轨迹,也就是说中低收入户和中等收入户居民面临最为严重的流动性约束,而低收入户和中高收入户居民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则相对较低,高收入居民受到的流动性约束最低；相应地,不同收入阶层城镇居民受到的流动性约束也呈现倒“U”型轨迹。消费习惯对城乡居民消费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人口结构转变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证检验,本文认为当前缓解城乡居民流动性约束的根本途径,以及构建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在于：建立居民收入增长机制,增强居民消费可持续能力；进一步完善国民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优化消费环境,改善居民消费条件；加强消费引导,提升居民消费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