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红人景观的文化意义及其媒体空间的建构

作为一个曾经短时间蹿红的网络红人,“凤姐”不仅主动发布大量她自己的暴露性照片,还采用超出常规的语言来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不仅主动接受各个媒体的采访,还积极建立自己的网络空间。她故意制造与传统审美观不同的征婚条件和有偏差的自我认知,从而成为各个媒体报道的对象。她也顺利地成为了人们娱乐消费的对象。通过观察那些热热闹闹关于她的媒体报道,大概可以看出：这是她自己导演自己表演的媒体景观秀。在各界媒体的竞相关注中,她拥有了自己的媒体空间。那么这样的网络红人媒体景观有怎样的文化意义?如今媒体现实如何?与李普曼描述的“拟态环境”有何差异?媒体景观的构建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由“凤姐”这一类网络红人现象大致可以看出网络红人们的自我导演自我表演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媒介现实。以往由大众媒体或者精英阶层构建、引领的高雅、少数人的大众文化,已经变现为今天一般民众甚至边缘人群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呈现。文化的建构者发生了变化。不仅如此,文化内容和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高雅的、公共性的、抽离于现实的严肃内容到当今个人日常琐碎甚至隐私的展现；由过去被少数人掌握的、以文字为主的纸质传播到今天的图像时代,人人都是生活的导演和演员。同时,审美倾向也由过去注重精神层次的、神圣严肃的、需要专注凝视的、剥离于生活的美演变为今天的审丑、窥私。在这自我展现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炒作式的隐私和“离经叛道”行为的过程中,“凤姐”这样的网络红人们就逐渐混淆了个体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过去的媒体景观主要是由传统媒体来塑造,大多数人只是接收信息的客体；而“凤姐”这样的网络红人却自己塑造自己的媒体景观,成为了文化的主体。曾经的媒体景观的客体成为了景观的塑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