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农民如何在村落熟人社会中实现其作为人的意义?这是个心理学的自我实现问题,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就是“成人”,其实践过程即“做人”。本研究将建构一套理解农民做人逻辑及其区域差异的解释框架,并以此分析乡村社会巨变与农民做人之道的深层变革。
村落熟人社会是农民自我实现的“社会文化场”,其长久性和非选择性决定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本体性关联。个人与社会建立本体性关联的内在机制在于自我扩大化。自我扩大化就是人心的运作,人心所及之处便是自我扩大化的边界,人心相通之处便是自己人的生成。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自己人关系是血缘性的,它固化为结构性自己人单位,形成了以崇公抑私为内核的价值规范体系(即地方性共识)。自己人结构与地方性共识构成了熟人社会的“结构—文化网络”。自己人结构的类型及其与地方性共识的匹配程度构成了村落熟人社会的三种理想类型,即宗族型、小亲族型和原子型。这三种理想类型在经验层面上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分布规律,即宗族型村庄—南方地区、小亲族型村庄——北方地区、原子型村庄——中部地区。
个人与社会本体性关联的涵义是,农民作为人的意义是社会性地界定与获得的,做人的最终目标就是获得熟人社会的肯定性评价,在自己人结构的血脉绵延和村落集体记忆中锚定自己的位置(即“双重定位”),实现有限生命的超越性意义。与救赎性宗教传统中社会性与超越性的割裂不同,熟人社会中的自我实现是二者的融合统一,社会性中蕴含着超越性,超越性以社会性的方式实现,这就是中国农民自我实现的“即凡而圣”。
从实践层面看,做人的具体目标指向三个层面：过日子是基础层目标,它解决的是做人的物质基础问题,也就是人与财。人缘是做人的社会层目标,它解决做人的社会支持问题,并具有本体意义。二者本质上是私人性的,公共层目标则超越了私人性,崇公抑私引导个人服从于自己人结构和村落的公共利益,实现个体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共生共存。
熟人社会的“结构—文化网络”影响着做人的实践逻辑。从做人三层目标的内在关系来看,南方农村呈现公共层主导社会层与基础层的逻辑,中部农村以基础层主导、而公共层缺失,北方农村则呈现社会层主导、公共层较弱的逻辑。
乡村社会巨变意味着村落半熟人社会化,其实质在于农民与村落的本体性关联瓦解,自己人结构去本体性和工具化,地方性共识丧失价值导向和行为约束力,农民自我扩大化迅速萎缩,个体主义逻辑主导农民的做人实践,引致做人三层目标重组：基础层权重膨胀、社会层日益私人化、公共层急剧衰落,超越性意义丧失,社会性意义畸变,原本稳定的社会评价体系陷入混乱,新的体系又尚未生成并获得共识性的认同,人心混乱,做人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