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举世瞩目,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制造”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与此同时,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呈现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这一方面扭转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改善了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了医疗科学技术进步和设施设备革新,提高了居民的期望寿命,另一方面,也深刻改变了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和居民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健康威胁因素呈现出新的特征,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关注程度逐渐提升。
此外,中国不同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差别明显,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发展战略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旨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结构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老龄人口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日益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
上述情况的出现,使得针对中国居民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开展全面、深入的研究成为必要。然而,当前国内面向一般人群生命质量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比较少,从样本代表性的角度来看,已发表文献中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研究。
研究目的
本研究总目的是评价中国15岁及以上居民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为推动居民健康相关生命质量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稳步提升提供依据和政策启示。具体目标包括：描述和比较中国不同地区和社会人口学特征人群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评价中国居民与社会经济地位相联系的健康公平性,论证自感健康指标用于健康公平性评价的可行性；探讨自感健康指标在慢性病患者生命质量评价中的应用价值；评估城市老年人口社会网络对其生命质量的影响程度和关键要素。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本研究的原始数据来源于2008年开展的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家庭健康询问调查部分。家庭健康询问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抽取94个县(市、区),每个样本县(市、区)抽取5个样本乡镇(街道),每个乡镇(街道)抽取2个行政村(居委会),每个样本村(居委会)随机抽取60户。其中,28个城市按照人口规模由大到小分为大、中、小城市；66个县(县级市)按照社会经济状况由最好到最差分为一、二、三、四类农村。最终实际共调查56456户,177501人。
家庭健康询问调查问卷中嵌入了欧洲五维健康量表(EQ-5D),并将调查对象设定为15岁及以上人口(1993年6月以前出生)。本研究以通过EQ-5D量表获取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资料为核心,从家庭健康询问调查数据库中截取所有15岁及以上居民对应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学特征、地理区域分布、患病伤情况、健康相关行为与生活方式,以及60岁及以上(1948年6月以前出生)城市老年人口的失能状况、社会支持、社会参与情况等,构成本研究的原始数据。原始数据包含146231条记录。
统计分析：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采用SAS 9.1.3、SPSS16.0和Microsoft Excel2007软件。比较不同地理区域、人口学特征、慢性病患病数量和种类的研究对象之的健康指数得分和自感健康评分,如资料满足方差齐性条件,则根据参与比较的组数采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如不满足方差齐性条件,则采用t’检验或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率或比例的比较采用χ2检验。在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分别以自感健康评分和自感健康等级(良好／不良)为因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在健康公平性分析中,将人群分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亚组,采用直接法对不同健康指标进行年龄标准化处理,并计算不同人群差异的RR值和集中指数。在分析健康相关生命质量与慢性病的关系时,以自感健康评分为因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在分析城市老年人口自感健康与社会支持的关系时,以自感健康评分为因变量,进行最优尺度回归分析。
研究结果
研究对象在行动、自我照顾、日常活动、疼痛或不适、焦虑或沮丧5个维度以及任一维度存在问题的比例分别为5.47%、3.75%、5.33%、9.02%、6.50%和13.07%。5个健康维度中,疼痛或不适维度存在问题的比例最高,其次是焦虑或沮丧维度。健康指数得分均值为0.954,标准差为0.155,中位数为1.000,最大值为1.000,最小值为一0.594。研究对象自感健康评分均值为80.35,标准差为14.34,中位数为80,四分位数范围(70,90),评分主要集中于70-100分区间。
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研究对象任一维度存在问题的比例分别为11.52%、11.99%和15.33%,两两差别有统计学意义。三类或四类农村地区研究对象在5个健康维度存在问题的比例最高,分别达到6.53%、4.56%、6.51%、11.39%和9.79%。
东、中、西部研究对象自感健康评分依次分别为(81.90±13.92)分(80.23±14.29)分和(79.00±14.61)分。大、中、小城市研究对象的自感健康评分依次分别为(78.15±14.44)分、(80.81±13.25)分和(80.37±14.49)分。一类、二类、三类和四类农村研究对象的自感健康评分依次分别为(81.53±14.19)分、(81.13±13.82)分、(80.01±14.74)分和(79.34±15.00)分。东部地区小城市的研究对象自感健康评分最高,为(85.09±12.52)分,而西部地区大城市的研究对象自感健康评分最低,为(76.97±14.70)分。随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自感健康评分大致呈现出“八”形趋势。
拥有不同学历的研究对象在各健康维度存在问题的比例之间差异非常明显,文化程度越低,在各健康维度存在问题的比例越高(P<0.0001)。职业层次较低和较高的研究对象各维度存在问题的比例较高,而职业层次居中的研究对象各维度存在问题的比例较低,总体上呈现出“V”形的分布格局。
拥有没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研究对象健康指数得分均值依次分别为71.50、77.92、83.59、83.97和84.56。在各职业层次中,个体工商户阶层的自感健康评分最高,而无业或失业者阶层自感健康评分最低(P<0.0001)。
除了生理健康状况以外,人口学特征、地理区域健康相关行为与行为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量对自感健康评分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独立的影响。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比15岁～组的人群,25岁～组、35岁～、45岁、55岁～和65岁及以上各组人群的自感健康评分平均降低2.14、4.36、6.88、8.84和12.39；与没上过学的居民相比,文化程度为小学、初中、高中及同等学历、大专及以上的居民自感健康评分平均要高1.92、3.16、3.14、3.12；与家庭人均年收入最低组的人群比较,较低、中等、较高和最高组的人群自感健康评分平均要高1.54、2.09、2.36和3.64；与东部居民相比,中部和西部居民自感健康评分平均要低1.95和2.79；相比居住在大城市的人群,中等城市、小城市、一类农村、二类农村、三类农村和四类农村居民的自感健康评分平均要高1.95、3.67、2.57、1.92、2.25、2.40。
无论是以收入等级、文化程度还是职业层次作为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指标,通过自感健康不良率得到的集中指数绝对值都为负值,且绝对值均大于通过两周患病率和慢性病患病率得到的集中指数。
在年龄和性别相同的情况下,相比无任何慢性病者,患1种、2种、≥3种慢性病者的自感健康评分平均分别要低9.39、13.58和17.52；相比无慢性病者,胃肠炎、高血压病、椎间盘疾病、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和脑血管病患者的自感健康评分平均分别要低9.25、8.30、11.46、10.82、11.56和16.74。
根据重要性来排序,自感健康评分的影响因素依次为是否患有慢性病、是否存在失能情况、是否有两周不适、体育锻炼情况、年龄、和亲戚朋友聚会频率、和邻居交往频率、文化程度、参加社会聚会频率、是否参加力所能及工作、饮酒情况、居住地区、城市规模等。
结论与建议
目前,中国居民健康相关生命质量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完全同步。社会经济发展是健康相关生命质量改善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必须大力促进贫穷落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但在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到一定阶段之后,不应忽视居民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保障和提升。要强化科学发展观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指导地位和执行力度,在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必须把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共服务提高到促进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央政府应支持和引导各级地方政府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加大县域经济发展力度,逐步疏散中心城市人口、资源与环境压力,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教育、卫生等社会公共服务,逐步推进社会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为欠发达地区居民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提升创设必要的条件。
只要调查测量和统计分析方法得当,自感健康指标比两周患病率和慢性病患病率可以更好地反映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相联系的健康公平性。自感健康评分可视为个体在扣除慢性病造成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损害之后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水平。今后可加强自感健康指标在健康公平性评价和慢性病患者生命质量评价中的应用。
城市老年人口健康相关生命质量与社会网络之间存在显著联系,且相比来自亲属的支持而言,社会参与对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影响更大。应完善城市社区养老设施与配套服务,搭建老年人口互动交流的平台丰富老年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倡导“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用”,从而推动和实现我国城市地区的健康老龄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