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郁”病机基础理论研究

气郁病机是中医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首载于《内经》，是最常见最主要的病机类型，可见于临床各科多种疾病的进程中。气郁病机理论被历代医家所重视，并不断地发挥和广泛地运用，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随着社会的进步，医学科学的发展，人类的疾病谱发生了重大变化，气机郁结所致疾病也一一凸现出来。 本课题首先运用文献研究的方法： 一．撷取古今医学文献中有关气郁病机理论的精华，对气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回顾和讨论，全面、系统、深入地分析气郁理论的本质、总结出其梳理其源流及学术特征。首次提出中医学对气郁病机的认识历经四个时期：即先秦至宋为气郁病机的产生和形成时期，此时期以《内经》提出的“五郁”为核心，对五运六气异常引起对应人体五脏的气郁有一定认识。自《内经》中提出五郁，后世医家根据五行运气变化与疾病的关系，提出了其它关于气郁病机的观点。第二阶段金元时期，气郁病机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在诸郁理论与临床方面影响最大的当为朱丹溪，朱氏从机体的某些物质与病理产物运化失常出发，提出了气血痰湿食火“六郁之说”，并将六郁看作许多疾病的肇始，尤其重视对“气郁”的治疗，创“越鞠丸”妙以一方统诸郁。刘河间对“火郁病机”有新的发展提出“怫郁化火”等理论，治疗中善用寒凉药物解热开郁。 明清时期为第三阶段，是气郁病机理论完善的时期，此时，医家对气郁理论的研究和论述十分丰富，在对前代“五脏郁”、“六郁”等气郁理论进行总结和梳理的前提下，临证重视对情志内伤导致气郁病机和肝气郁结病机理论的研究。同时，认为气郁不仅是疾病初起的常见病机，而且气郁病机与体质有密切的关系，此时期理论的特点是偏重“肝气郁结”病机的研究，治疗中强调“调肝”的重要性；第四阶段，即近代以来，医家对气郁病机的认识更加深入，对气郁与临床各科疾病的关系认识更加明确，认为在绝大多数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均伴有气郁病机的发生。认为气郁病机的病位主要在肝、胆、心、肺、脾、胃与三焦，而与肾、大肠、膀胱、脑相关，经络亦为常见病位。病机以脏腑气郁、经络气郁为主。诸郁之中仍以“肝郁为主”的深入认识居主导地位。 纵观气郁病机理论的发展轨迹，对“脾郁”的研究似乎略显不足。尤其清代之后较少医家重视“脾郁”在气郁病机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脾与胃相表里共处中焦，为后天之本，又对上、下焦气机的正常升降有重要的作用，脾虚运行无力或脾郁气机不畅均会引起三焦气机的失调，诸病丛生。因此，深入研究“脾郁”的病机，无疑可以进一步完善“气郁病机”理论，促进临床对该类病证的认识和治疗。 二．阐述了气郁病机的概念及其形成原因，从而为基础研究和临床治疗提了供有价值的研究线索。气郁的形成，可以是由外界致病因素所致，也可以是由情志内伤所引起，还可以因痰、湿、食、血等郁积所成。因湿、痰、食积、瘀血等有形之邪阻碍气机。气郁可导致湿、食、痰、瘀的形成和稽留，而这些病理产物的停留又可进一步壅塞气机，导致气滞证，常互为因果。当各种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导致全身或局部的气机失调或气化异常，则必然对人体脏腑、经络、气血、津液及气化过程等诸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使机体产生多种疾病。气的病理改变，不仅有量的改变，如量的不足而致气虚，更常见的是气的运动发生障碍，是产生气郁而引发众多疾病的重要因素。《褚氏遗书·本气》中亦曰：“痰积虚耳，或痰聚上，或积恶中，遏气之流，艰于流转，则上气逆上，下气郁下，脏腑失常，形骸受害”。即气郁可反映出病变的本质，影响到人体的气机运动和气化过程，临床的各种常见病、多发病，都有可能与气郁有关，尤其是疑难杂证，更要从气的方面来考虑。 三．通过对古今文献的研究，讨论五运气郁病机与五脏的关系。五郁理论是《内经》运气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火郁与木郁、金郁、土郁、水郁合称五郁。《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言五郁之发，是因五运之气，有太过不及，胜复之变而致天地之郁，人与天地相应，亦能因郁致病。五郁实则概括了五脏的特性及其病理特点。张景岳言：“凡五气之郁则诸病皆有，诸郁皆脏气病也”。因脏腑功能障碍，影响气机可致郁：如肝失疏泄，肝郁气滞；肺失宣肃，肺气郁滞不畅；脾胃升降失常，气机不能转枢等。同时五脏之郁可以相互影响，而不限于某一脏，五行相因，自然之理，治疗气郁重视调肝与脾。然而明清以下乃至现代，对气郁理论的认识多以“肝郁”为核心，对气郁病机理论的研究有失全面。 四．首次运用统计学分析方法，分析了古今141部专著中有关气郁病机文献资料，进一步归纳历代医家对气郁与五脏之间关系的认识，深入探讨气郁病机理论与五脏的相关性，探讨学术分歧的原因，然而在五脏与气郁关系统计的频率中表明，《内经》五郁学说是后世五脏郁理论之源，在明代之前以脾胃的出现次数为最多，其次是心、肺。均突出古人对气机失调以脾胃与肺最为重要的认识，并以“六郁”说及“郁在中焦”说的理论为主导；至清代以后医家则以肝与气郁关系最密切为主流。笔者也认为，治疗郁证不能只一味强调肝脏的生理病理特点而行疏肝解郁法，故气郁病机可发生于各脏腑，五脏中任何一脏的郁滞都可影响其它脏腑使其致郁，但无论从临床中或理论上，应着重肝与脾兼顾的观点。如李杲《脾胃论》说：“治肝、心、肺、肾，有余不足，或补或泻，唯益脾胃之药为切。”即使，果是肝郁亦应体现张仲景“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之旨。近代名医张锡纯说：“欲治肝者，原当升降脾胃，培养中官，俾中官气化敦厚，肝木自理，即有时少用理肝之药，亦不过为调理脾胃剂中辅佐之品。”临证中治疗情志类气郁病证亦当兼顾“脾郁”的调理。 五．探讨气郁病机形成的规律与特点，并联系临床实际，论述了气郁病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与多种疾病发生的相关性。认为气郁与其导致的病理变化常常互为因果，相互影响。气郁可致津血运行不畅，故气郁可致诸郁。诸郁既成又可反碍五脏气机导致气郁，且五脏之郁亦表现为气机升降紊乱，如《素问·举痛论》中明确指出：“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因此说气郁为诸郁之初始，而诸郁相因为患最终亦是导致气郁。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所以气郁病机也错综复杂，具有起病慢，不易察觉；病位较广，与肝、肺、脾关系密切；易阻气机，郁久易化火伤阴；与体质和情志密切相关；病证虚实互见等致病特点。 最后，根据上述理论研究的结果，就脏腑与气郁理论而言，无论是“郁在肝”之说还是“郁在脾”之说，应强调人体五脏的整体性，具有包容性与互为性，不可单一理解为一个脏腑主管，五脏整体协调是其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