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探索、争鸣与重识

自2002年以来,中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阶段。在国内体制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如何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将成为未来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与社会全面进步的关键问题。而"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概念的提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未来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回应。如果目前把"中国模式"视为一种"全球共识",将其定型化为一种实现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与增长的具体模式,是欠妥当的。"中国模式"既应当被看做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实践的经验总结,又应当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未来发展的战略与蓝图。我们不应当把"中国模式"仅仅限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上,"中国模式"的内涵要比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具体问题更为丰富。这意味着,我们要用一个更为历史的、长期的、动态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模式"的重要意义。中国的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根本落脚点在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层面而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本身需要"中国模式"在内涵与范畴上的发展与创新,尽管"中国模式"目前不能作为一种全球发展的战略共识或价值取向,但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全球治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