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潜在和稳定增长的经济学分析——二元体制经济学的中国实践

基于现有发展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的逻辑方法,对中国这样一个二元经济体制进行解释和分析,可能会有较大的缺陷和不足。中国是一个结构和体制双二元转型的国家,其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元计划体制向二元体制发育释放→二元体制并存胶着→二元体制向一元市场体制并轨"这样一个特长时期的过程。从经济增长看,一元计划体制向二元部分市场的发育使被计划体制长期禁锢而闲置和低利用的生产要素开始高效率地配置和利用,生产力得以释放,这是20世纪后20年经济高速增长潜能来源的经济学解释。二元体制并存使要素配置受到计划或行政与市场的双重调节,因而信号扭曲将常态性存在;一些体制扭曲可以被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主体所纠正,但相当多的体制扭曲具有不可纠正性;而这种体制扭曲与非扭曲相比,在生产要素配置方面造成了"低效率—要素闲置和低利用—体制剩余性要素"及其产出损失,如果不能被不断的市场化改革所纠正,经济增长会处于自然失速状态;我们可以将竞争性市场经济的一些参照值标准化,用反事实方法计算二元体制各类扭曲值的差距,并用市场机制还原的逻辑,测算改革纠正体制扭曲形成的新经济增长潜能。其中关键的两个要点:一是因土地基本没有市场化配置,其不可纠正部分造成了大规模的体制性剩余,必须建立包含土地要素投入的古典增长模型;二是与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体制转轨国家全要素生产率(TFP)并不主要来源于广义技术进步,而是相当大比例来源于体制改革对要素利用率的提高和对要素配置的改善,并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增长的历史数据看,TFP增长是波幅较小和近乎平行的一条曲线。从均衡和安全增长看,人口生育、人口流动、土地交易和住宅供给等体制扭曲,再加上出口变化,对生产的需求可能造成消费迭代收缩、出口竞争成本上升、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居民收入被转移以及消费被挤出的后果;而考虑到全球各国经济从收支有余的保守型模式转向支大于收的债务型模式,特别是中国目前负债率较高并可能持续上升,以及宽松货币政策的必要性,我们探索了包含债务和土地资产变量影响货币供给和价格变动的基础模型。基于这样一个二元经济学的逻辑框架及其分析方法,通过建立模型、模块耦合和编程调参,初步形成计算体系,来模拟各类要素不同部位和力度的体制改革、调水改土发展战略和开放格局的方案安排,以预判其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需求侧可能性和资产能够保障的债务链和货币币值安全性,为决策提供学理、模拟和不同结果方面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