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消费水平的中国人口对资源环境影响研究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是地理科学、资源科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是人地关系研究的主要方面之一。消费是人口作用于资源环境的最终目标，并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消费水平的高低，一定程度反映了人口作用于资源环境的强度大小。从消费水平的视角开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两者的相互关系，为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论文基于人均消费性支出和相关系列统计数据，借助单位人的概念、构建的消费模型以及系统聚类分析法分别研究1957～2005年人口数量增长与消费水平提高对资源环境的影响，1957～2005年城乡两个不同消费群体对资源环境影响的时间变化及相对状况，2005年31个省(区)消费水平差异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分析1985年以来不同消费结构的资源环境影响，并比较2005年上海、河南及甘肃区域消费结构差异的影响状况；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1985～2005年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态势；研究不同消费水平情景的资源环境利用状况，并探讨消费政策的选择。得到以下基本结果和认识： (1)1957～2005年，人口数量呈抛物线式增加，增幅日趋缓和；消费水平呈三次函数型提高，提高幅度日益加大。1980年以前，人口数量增长是资源环境压力的主导因素；1980年以来，消费水平提高是资源环境压力的主导因素。消费水平提高(而人口数量不变)对资源环境压力的贡献率经历了先降低、后上升，并且1980年以后稳定在45％左右的变化过程；人口数量增长(而消费水平不变)对资源环境压力的贡献率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并且一直减至2005年8.22％的变化过程。 (2)1957～2005年，城镇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消费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强度分别由1957年1.064个单位人和0.343个单位人增加到2005年6.63个单位人和2.347个单位人；1个城镇居民的影响强度平均相当于3个农村居民的影响强度。2005年农村居民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强度基本相当于1986年城镇居民影响强度。 1957年城镇居民的人均资源环境影响总量为1.0588×10～8单位人，2005年为37.2691×10～8单位人，增加了34.2倍；同期农村居民的由1.8752×10～8单位人整体上增加到2005年17.4962×10～8单位人，增加了8.33倍。1957年城镇居民对资源环境影响量占36.09％，农村居民的占63.91％；至1965年，前者比重降到34.37％，后者则上升到整个时段内比重的最大值65.63％；之后，前者对资源环境影响量不断增加到2005年68.05％，而后者的则不断下降到2005年的31.95％。两者对资源环境影响量在1993～1996年间基本持平。 (3)2005年，中国省(区)人口对资源环境作用强度可以分为4类地区，多数处于单位人水平。北京和上海人口消费水平最高，人均资源环境影响强度相当于甘肃为单位人的2倍，基本是资源的净流入地；浙江和广东人均影响强度介于1.5～2.0个单位人之间，是资源环境的次影响区；江苏、重庆、福建和天津人均影响强度介于1.0～1.5个单位人之间，是资源环境的第三层次影响区；其余23个省(区)人均影响强度大体在1.0个单位人左右，基本处于同一层次。 资源环境影响强度较大的省(区)基本位于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也就是说，中国的资源主要是由西向东、由(东)北向南流动，而环境负载却为广大群体分担并有可能由东向西反向加重。经济发展速度不同导致的消费水平差异，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不对等，污染物排放强度和总量的不一致，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适宜阈值范围的差别应是资源环境压力不平衡的主导原因。 2005年，中国省(区)人口对资源环境作用总量大致分为4类地区，差异明显。广东人口众多且消费水平高，资源环境影响总量占全国的10.627％；河北、湖南、河南、四川、江苏、浙江及山东，人口消费水平均高于1个单位人，对资源环境平均影响总量为5.74％；内蒙古、吉林、甘肃等17个省(区)人口数量和消费水平差异较大，对资源环境平均影响总量占2.676％；天津、新疆、青海、宁夏、海南及西藏，人口总量和消费水平普遍较低，对资源环境影响总量小，平均仅为0.616％。 对资源环境影响总量较大的省(区)多位于东中部地区，广大的西部省(区)仍是资源环境消费或终端压力的弱影响地区。影响总量较大和较小的省(区)少，而影响总量位居中间的省(区)多。 (4)1985年以来，城镇居民的生活消费对资源环境由原来以衣、食消费为主的较小影响已转向教育文化娱乐、行、住消费等多方面为主的较大影响。农村居民早期主要从食品、居住、衣着消费等方面影响资源环境，而现今主要从食品、居住、教育文化娱乐、交通和通讯等方面影响资源环境；结构上有一定变化并趋向多样化发展，但从中看其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变化不明显。 2005年，上海、河南与甘肃三地城镇居民均表现出了对教育文化娱乐、居住、交通和通信的高消费趋向，对资源环境的影响程度都较重，而上海更为强烈。上海农村居民主要从居住、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消费方面影响资源环境，程度较重；河南、甘肃农村居民主要从食品、居住、文教娱乐用品消费方面影响资源环境，程度较轻。 (5)1985～2005年，人口综合发展水平整体不断提高，后期稍有回落，1998年其指数达到该时段最大值0.8027；资源环境综合状况波动下降，其指数由1985年0.5425一直降到2005年-0.1059；人口和资源环境的耦合关系由极度失调趋向初级协调，后又转向极度失调；1994年协调发展度达到该时段最大值0.6199，但当年我国人均GDP仅有4044元(当年价)，与全面小康标准差距较大；资源环境的适宜容量空间有限，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压力；人口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不协同发展贯穿了这一时段，是两者耦合关系变化的直接原因。 (6)全国人口消费普遍达到上海人口消费水平(2005)的情况下，则将再增加目前利用状况约1倍的资源环境压力总量。此外，从土地资源利用状况看，近期(2010年)基本可满足人口一般营养标准消费水平需求，短缺数量不会太大；远期(2020年)由于耕地资源可以在较大幅度范围内调整和适宜空间内回旋，并部分填补耕地资源数量的空缺，使之基本达到一种动态的供需平衡，不过满足人口发展的粮食消费和营养消费需求的耕地总量仍不容乐观。 (7)提出了适度消费、转移支付消费、健康消费、可持续消费及合理的消费增长率等五个方面的宏观消费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