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也许在历史上绝无仅有。英国用了差不多整个19世纪才使人均收入增长了2.5倍,美国在1870-1930年的60年间收入增加了3.5倍,日本在1950-1970年增长了6倍,而中国却比它们都快。自从1979年摆脱了经济孤立后,中国的收入增长了7倍。但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支付了昂贵的资源环境代价。“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增长方式,使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20多年来集中出现,呈现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未来13年我国人口将继续增加,经济总量将比2000年再翻两番,资源、能源消耗持续增长,环境保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2003年以来污染物排放出现大幅度反弹,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对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协调发展问题进行深度探讨的时机。
本文的选题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受分析材料和时间的限制,本文将着重讨论以下问题:①中国目前的环境状况;②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状况的总体分析;③经济增长要素对环境的影响分析;④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⑤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协调性分析;⑥经济增长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路径选择。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尤其注重计量经济方法的运用。本文的主要结论为:
1.在对中国环境现状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状况进行了总体分析,从理论上证明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是一种必然的规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依赖于特定的假定,经济增长和环境之间是一种复杂的关系。在经验研究上,时间序列检验的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三大污染物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即使存在协整关系,这种关系也不是倒U形的;以二氧化硫作为污染指标的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也印证了这一结论。
2.综合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分解模型,得出影响一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水平的因素主要有经济规模、经济结构、技术进步、制度(包括市场化、对外开放等)等。根据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经济规模的扩大增加了污染物排放,这对三种污染物都是成立的;结构效应基本为负,但在某些年份出现了正值。对三种污染物来讲,整体上结构效应的数值较小;技术进步效应对各种污染物的影响不同。在大部分年份,技术进步效应使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减少,但使工业废气排放量增加。市场化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但速度较慢,这可能和我国经济转轨的渐进式方式有关;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会通过市场需求的升级变化及市场机制的完善等内生出提高企业参与环境保护的动力和能力,市场化与环境保护是有可能形成良性循环的。对外贸易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但在中国存在污染避难所的证据。这不论是在全国范围,还是三大区域都是成立的。
3.环境污染具有门槛效应,即当环境污染水平超出这个门槛时,平衡增长率大于零,当环境污染水平小于这个门槛时,平衡增长率小于零。环境污染会造成经济损失,但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难以实现对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的完整计量。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边际产出正效应和边际效用负效应的对比,就五类环境指标而言,除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外,其他四个指标整个分析期的总响应累计值均为正数,即经济增长增加了这四种污染物的排放。而各类污染指标对GDP的影响可以分成两类:工业废水和二氧化硫为一类,它们的冲击对GDP产生了正的影响。工业粉尘、烟尘、工业固体废物为一类,它们的冲击对GDP产生了负的影响。
4.目前还不存在完善的得到一致认可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测度模型,各种模型均存在一定缺点。基于三种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熵变方程法解释力较差,而灰色关联度模型就样本数据来说效果最好。基于灰色关联度模型的预测表明,十一五期间,除2008年外,中国的经济与环境协调情况是不乐观的。
5.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应从四方面着手,首先,应加强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包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坚持落实环境目标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其次,调整经济发展政策、促进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包括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速经济结构调整、依靠科技创新加强环境保护、实行可持续发展的对外开放政策等。第三,严肃法制、加强环境执法能力建设。最后,动员社会力量保护环境。包括深入开展环境保护教育工作、实行环境信息公开、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